第一代戴眼镜的钻工

杨振

那是1968年夏季。国家提倡知识分子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农村去，到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一群北京石油学院的同学就是带着理想到柴达木盆地去的。柴达木海拔三千米左右，八百里瀚海无人烟，干旱、缺氧、风沙大，工作和生活条件差，但是那段钻工生活很值得留念和回味。
    在大学生分配单位的时候，领导让大家排队，然后数“一二”。数一的留在基地，数二的到钻井队。接着我们这些双数的同学就被站在一旁的钻井队长领走。我们每人领了一套48条杠的蓝色棉工服，一套单工服，一顶铝盔。我真是高兴极了，感到非常自豪，立即到基地简易照相馆去，戴上铝盔，分别穿上两种工衣照了两张像，给老家的母亲寄去。我在照片的背后写上：妈妈，我当上了钻井工人，我是真正的石油工人了！
    司钻见我个子高，让我当井架工。按当钻工的岗位顺序应该是先当场地工，然后是外钳工、内钳工、井架工，有能力再当副司钻、司钻。井架工的岗位在井架的二层台上，距地面有20米左右，有一个像船头形状的1.5米高的铁皮小平台，因为从地面向上仰望小平台上的人，就像望见猴子在树上，所以钻工们戏称为“猴台”。我是“跨级”当上了“猴子”。在猴台操作，是起下钻具，把游动滑车拉上来的钻杆立柱靠在井架上，排放整齐，或用吊卡卡住立柱，再用游动滑车把钻具放在井里。活很累，还必须用巧劲。在起钻过程中，有时钻头水眼堵住了，钻杆里全是泥浆，卸一根，泥浆就会从丝扣处喷出来。最脏的就是内外钳岗位。这时，当井架工的我就去帮助打吊钳。师傅说不行，戴着眼镜干这活儿不合适。我说没事，我在身后放一桶清水，钻杆一卸开，“呼”的一下，一大股泥浆向四面喷出，从头到脚灌下来，从脖子一直灌到背心内裤里，满脸泥浆流。我摘下眼睛动作很快地往水桶里一涮，戴上眼镜再干。干完这样的活，下班回到帐篷，就用火柴棍从耳朵眼儿里往外掏泥浆块儿。这时我才体会到师傅说过的戴眼镜的人不能当钻工是什么意思。但是，师傅说我创造的清水涮眼镜已经打破了老观念，说我们是第一代戴眼镜的钻工。
    记得1969年，有一次上夜班，正赶上起钻。在二层台上聆听漠风温柔的轻唱、粗暴的嘶吼，接受黄沙的洗礼，我们已经习惯了，柴达木有一种说法是，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而这个夜晚，风雪交加，寒冷刺骨。我戴着皮帽，帽耳系着耳朵和下巴，沙与雪搅和在一起在脸上“啪啪”地打，没完没了，打得脸生痛。我扣完吊卡，马上蹲在猴台里捂一捂脸，又立即站起来。干钻工必须严格按规定操作，丝毫也不能疏忽。师傅说，有一次，吊环还没进入吊卡就上提，吊环弹出，就一瞬间，一个钻工学徒的身体被吊环碎片划伤，他还穿着厚厚的棉裤呢。师傅还说，不按操作规程不仅不安全，而且造成事故会给国家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为了避免事故发生，使我们的神经有些紧张，操作时特别小心。那天晚上风雪呼啸着，井架摇晃着，与沙、雪打在铁皮上的声音混合成鬼哭狼嚎，但是无论怎样干扰，都隔不断滑车上来的声音，那是神圣职责的警报。顶着一夜风雪，下班之后，面部肌肉已经不听使唤了，翻毛皮鞋里的双脚已经没有感觉了，操作时灵活自如的手指此时也不会弯曲了。在回帐篷的路上，才发觉双脚肿胀得快要撑破大头皮鞋了，手和脚像针扎一样疼痛。又冷又痛，恨不得立即跳进滚烫的水里。师傅说烫水一激冻僵的手脚，后果会很严重。我们只好赶紧回帐篷里坐在床上不停地搓手搓脚搓脸，好长时间才恢复正常。
    在柴达木盆地打井，接早班的，一个个红光满面；下夜班的，一个个脸色发黄。可是毕竟年轻气盛，吃了早饭就来精神，不想睡觉，在山沟里踢足球。在干柴沟打井，那是一个狭长的山谷，一边是高坡一边是一排帐篷，球踢不出去，还不用捡球，它自动转回来了。大家踢呀，叫呀，直到队长一个个把人叫回去才老老实实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