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严冬，全球油企都感到异常寒冷，“活下去”成为企业面对危难时共同的选择。在需求难以期待情况下，唯有大幅降低成本才有可能度过严冬，成为负油价“幸存者”。与国际石油巨头大规模减薪、裁员不同，我国国有石油石化企业应对低油价手段不会那样“刀光血影”，不会以向社会转嫁成本方式降低自身压力，难度自然要大一些。因而，除了需要企业自身不懈努力外，还要用活、用足、用好政策这“第一杠杆”作用。

政策是政府导向和实践需求的结合体，也是撬动企业发展的“第一杠杆”。用活、用足、用好政策和规则，最大程度地发挥各种政策红利的叠加效应，对于企业提质增效极其重要。毕竟，政策给企业所带来的结构性降本，比企业生产层面的边际性节约要大很多，而且成本很低。

客观地说，这些年我国石油石化企业一直都在努力通过节省和创新来摆脱成本困境，无论是精益管理，还是阿米巴模式；无论是积木式迭代，还是颠覆式创新，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一分钱掰成八瓣花，能抠的、该省的、可降的，都做了。不过，仅靠微观主体努力，降本空间有限，而以创新来摊薄成本时间又较长，不足以应对时下成本激增局面。

企业成本涉及方方面面，但对政府而言，没有什么成本比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更直接、更有效了。目前石油产业链税种繁多，从上游到下游，20多道税种占油价30%以上，导致我国汽油、柴油、天然气和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6、1.3、4.5和2.6倍。眼下备受争议的成品油40美元/桶“地板价”设置，表面上是兼顾市场和企业，在油价大幅下跌时，企业仍有能力维持市场稳定。但由于未调金额全额上缴国库，企业并没有获得实际上利益。相反，受“地板价”限制，成品油批零价差扩大，社会加油站反而能通过价格直降争夺市场份额，而国有企业只能眼睁睁地目睹零售和直批客户大量流失。

近两年国家在减税降费上下了大力气，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2020年一季度全国累计减税降费7428亿元。但调查显示企业仍未能摆脱成本压力，因为税负压力只是企业诸多压力中的一种。这也是降成本宏观成效显著，而微观感受不深的原因之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了全国14709家样本企业发现，2014—2016年，样本企业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101.47%、101.87%和101.44%，均大于100%。这表明，企业靠主营业务根本不赚钱，盈利只能指望“营业外收入”，例如投资收益、政府补贴等。而造成企业步履维艰的不仅有税负，还有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成本。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中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从2000年的0.71美元/小时增至2015年的4.68美元/小时，10多年间小时人工成本增长了4.7倍，年均增速为15.6%，远超同期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年均增速。综合单位劳动力成本与比较优势变化判断，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绝对水平上升较快，绝对成本优势逐渐下降。因而，未来一段时期内，政策支持应聚焦企业实际困难。实际上，在降本两翼中，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大。企业成本中，很大一部分也只能由“看得见的手”来调整。例如，修改政策法律才能调整的“五险一金”缴存中企业比例等“法定成本”，靠制度改革才能降低的审批、认证等“制度成本”，以及政府对一些非常规项目的扶持和优惠政策等“隐性成本”，这些都是企业说了不算、想降难降的“支出项”。

在我国石油石化企业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中，用活、用足、用好企业发展的“第一杠杆”作用，并不表示所有成本都应由政府来降，而是要充分利用政策这一最大资源，为企业专项行动争取更大的弹性操作空间。影响企业成本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操作手段同样也是复杂多样的。在当前绝对成本难以下降的高成本时代，企业更应重视“第一杠杆”的撬动作用，更应主动了解政策、理解政策，充分利用好政策红利，为企业在更广阔领域、更深层次降低相对成本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