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只看到国际油价暴跌、美国股市熔断、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带来的灾难和危机，一定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危机还存在另一面。这一点，英国《泰晤士报》看到了。3月5日该报刊发《新冠病毒能够引发一场新工业革命》一文，向人们呈现了危机的另一面：“当供应链崩溃、家家户户被隔离时，第四次工业革命看上去更具吸引力。当现金正在传播病毒时，使用电子货币似乎要明智得多……”

危机的另一面是契机、转机和希望。这一点，从石油演进历史可以看得更清楚。

19世纪初，美国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港口，曾是国际能源资本的集散地，所产鲸油不仅点亮了欧美大陆人的生活，还成为新兴工业革命的润滑剂。从1820年至1860年，鲸油需求量翻了4番，其价格也从43美分/加仑，狂飙至2.55美元/加仑。

鲸油的短缺让悲观主义者忧心忡忡，甚至断言世界将重陷黑暗。然而，这一危机却为能源产业变革敞开了机会窗口。1863年，发现鲸油危机的洛克菲勒辞去工作。在那个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年代，他加入淘金者队伍。接下来的故事能源业人士耳熟能详。在克利夫兰淘到第一桶金后，洛克菲勒创建了美孚石油公司，开始了属于他的石油托拉斯时代。捕捉危机的另一面，成就了洛克菲勒石油帝国。

石油的崛起，使得鲸油需求锐减。1924年，最后一名捕鲸者离开新贝德福德港口，捕鲸业宣告寿终正寝，石油牛仔成为世界能源业新主人。从鲸油到石油，这是人类能源由A到B的一次大迁徙、大转移，而这一切都缘自鲸油危机。

与洛克菲勒一样，有灾难猎手称谓的保罗·格蒂，也是善于捕捉危中之机的大师。1929年那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使美国国民生产总产值下降50%。当大多数投资家纷纷退缩和逃避时，格蒂却逆流而上，为收购石油公司股票花光他所有的钱。支撑他进行这场赌博式收购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好日子还会再来”。

事实印证了格蒂的判断。罗斯福新政借助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以国家干预经济方式，迅速纠正市场经济副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格蒂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与其说格蒂赌赢了灾难，倒不如说他洞悉了灾难的本质—如同一粒种子包含一片森林一样，危机也将契机和希望的种子孕育其中。

危与机，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对这两个方面不同的解读，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命运。

德国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认为，早在人类起源之前，病毒就已经存在，它们才是地球真正的“土著”。而人类只是在上世纪30年代，才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其真容：这些与人类缠斗了数万年的家伙，构造简单得甚至无法“独立”，也难以解释。这意味着，人类与不断演化、变异病毒之间的斗争，仍将持续下去。

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导致2500万欧洲人死亡的“黑死病”，还是让印第安人几乎灭绝的“美洲天花”，都没有让人类灭绝，甚至无法阻止人类前进的脚步。伫立在灾难历史的废墟上，人们会发现，“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语）。从生物学角度，生物进化的本身就是自然危机的结果。从社会学角度，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危机本身。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确实给石油石化行业带来重大冲击，需求降低、产品滞销，对过剩的销售企业尤其如此。但同时专用化工品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功勋卓著，也为行业赢得新契机。这既为“后疫情时代”产业转型提供思路，也为产业变革敞开一次难得的机会窗口。想想17年前，那些在非典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想想那些蜚声中外的国际石油巨头，哪一个不是在危机和灾难中逆势崛起？其品质也惊人相似：直面挑战、危中寻机。

站在危机的另一面，会感慨阳光总在风雨后，好日子还会再来，信心比黄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