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那年，电焊工靳云大姐不用东南西北地奔波了，她被调到油田公司职工学校，当上了教焊工专业的“先生”。
大姐调走后，我们眼睛都哭红了。可大姐还是笑眯眯地说：“我还没有退休，我们还是在一起，有困难、有不懂的事情和问题尽管找我，因为我们是油田人。”
大姐是六十年代中期正是油田艰苦创业时期来到油田的，在我们班组里是工龄最长、技术最好的员工。她跑遍了吉林油田扶余、大安、镇赉、双阳、乾安等地。跨江长虹、穿江管线，几个上万立方米的储油大罐，十个采油厂都留下过大姐的倩影和足迹。
自从认识大姐那天起，我就感觉到了她和一般女人不一样。那黝黑的脸膛，结实的身躯，洒脱的作风，工作的严谨，眉宇间透露她刚毅、自信的性格。她从不追求表面的时髦，对化妆品天生就有一种反感和厌烦。她常说，这不是给我这样的女人用的。
油田地面建设的艰苦程度不亚于钻井和井下。冬天爬冰卧雪，夏日烈日当头。钻井队钻到哪儿，地面建设就跟随到哪儿。焊管线、建井组和泵站，干完了油气工作干注水，一个工程紧接一个工程，为了是油田增储上产。连许多男员工都经受不了这种辛苦，掉了队，转了业，改了行，可大姐是“不管风吹雨打”，一干就是25年。
记得刚来油田那段日子，我们要去10多公里外的地方干活，坐一趟敞车都是件新鲜事。那时油建2300多人的单位，一共才有3台汽车，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坐马车或徒步前行。偶尔上级领导派车就坐一趟，可汽车舵楼总被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抢占”了。大姐从不搞“特殊”，只见她两手搬住汽车大箱板，一蹿脚就登上了后轮胎，一挺身、一蹁腿儿，人就麻利地跳到车上。数九寒天，大姐的领口总是敝开着，黑垅沟棉袄一穿、狗皮帽子一戴、电焊帽子一夹、工具兜一挎、安全带一系，这一副装束就叫谁也看不也她是个女子。“假小子”的名子在那时就这样地叫开了，一直叫响到今天。
1976年隆冬季节，我们到扶余采油三厂焊输油干线，当时西北风夹着雪和我们作对，一路把我们冻得不时地跳下马车，跺着脚、搓着手，男同志的胡茬儿上都挂起了冰霜。可一到井场，没等男同志缓过来，大姐已推上了电焊机开关。漫天风雪，人站都站不稳，风雪砂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只见大姐快速地拽着电焊把线，拿起焊把、拎起焊条桶，没等我们把第一个焊口对好，她已经焊完了一个直径140的焊口，弄得我们男同志怪不好意思的。大碱甸子的风雪吹得大姐本应该拿稳的手却难以自如控制，我们就拿起两个草袋立起来为她挡住风口。稍不注意，一股风雪就灌在了大姐的脖领子里。
可大姐不在乎这些，她说：“冷，我不在乎的，焊口焊不好，漏了油，造成质量事故，这才是大事。”大姐硬是顶着风雪焊。那一次会战，大姐焊的3000米管线一次打压成功。
大姐热爱她的事业，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1981年，上级考虑到大姐的年龄，把她分到了不用野外作业的后线单位。可没等新班组的人员认识她，她又申请调回到和她朝夕相处的老战友中间。她说：“我的岁数还能拼几年，我离不开我的老本行，不能扔下我的焊把，更舍不得咱们这些老搭挡。”
作为母亲，谁不疼爱自己的子女呢？可大姐抛家舍业，四处奔走，一两个月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爱人虽理解她，可家里有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儿子，遇到烦恼的家务也少不了埋怨她。一天夜晚到家，小儿子正搂着爱人的脖子睡在梦中。看到儿子眼窝下的两行泪痕，她哭了。她的确对不住孩子，她欠下的母子情和夫妻情太多了。她说她是个狠心的母亲和不称职的妻子，在家庭和事业的天平上，她倒向了事业。
艰苦的环境没有难住大姐，大姐是个“乐天派”。在班组里，我们常常天南地北不时地“侃”上几句。我们不如大姐的知识多，有时竟拿不是当理，硬和她争论气她几句，为这事，班组里的小老爷们儿也没少挨大姐的“硬”拳头，可我们被大姐“打”，也觉得开心。
大姐当上电焊实际操作指导教师是当之无愧的。她不但懂理论，更主要的是实际经验丰富。什么大鱼鳞、小水纹、一面焊两面成型、怎样焊接不变形，这些技术术语叫你听得津津有味，非常过瘾。
我似乎又看到了这些群星灿烂的焊花。焊花，狂风吹不灭它，严冬冻不毁它，高温热不垮它。焊花，它不讲条件，不择环境，凡是石油事业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不打折扣地在那里放出夺目的光辉，而大姐，不正是我们石油战线上的一朵永不凋谢的“焊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