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忆往昔
看到宣传部、工会、团委关于开展“忆校史、迎校庆”征文的通知，我特别高兴。我是1961年初从黑龙江石油学院调来的，至今已在学校工作、生活了49年。从22岁的青年到71岁的老者，我与学校同成长共命运，兴荣与共。过去我为学校的创建和发展奋斗过，而如今我正在享受着学校蓬勃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虽然历史的天空离我越来越远，但我与学校的感情却越来越深。下面我讲几个在学校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生在我身上的小故事。
一、调来时难寻学校影
1961年元旦，我在黑龙江石油学院听到一个好消息，在安达县松辽油田总部新建了一所东北石油学院，急需一批教师和工作人员。我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向校方人事科刘科长提出申请。刘科长说：“有这么回事，你是第一个提申请的,但那个学校是新建的，条件差、困难多，你舍得离开哈尔滨吗？可要考虑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毫不犹豫地表了决心，终获批准。年初,我高兴地背着行李，带着调令来报到。到安达一下火车我就蒙了，学校在哪里呀？打听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到油田总部的一号院去问，告诉我到农垦九号院找找。油田开发初期对国内外保密，都挂农垦场的牌子。我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九号院，向一位烧开水工人打听，他指着房山头一块小木牌说，这就是东北石油学院。我抬头一看，一块大约1米长30公分宽的木牌上写着“东北石油学院筹建处”，我的心立刻凉了半截，这哪是大学呀，只有几栋破平房，没楼房、没学生，校园还是布满坟丘的荒原，连最简陋的农村小学都赶不上。我怀着满腔热情从繁华的哈尔滨来到这所有名无实的学校，心情可想而知，后悔、沮丧、失望接踵而来，似乎有种上当的感觉。但我是自愿来的，没有退路，不能当逃兵!当我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建校工作中时，一切的不愉快就随之抛到脑后了，取而代之的是忘我的工作历程。
二、光着脚板收获土豆
1962年，生活极度艰苦，学校为改善生活，在大立志屯办了农场，种了50亩土豆，秋天土豆长势很好，眼看就要大丰收了，在几场大雨之后，全泡在水中，不马上抢收就要烂在泥里。学校派我们30多人去抢收，但土豆地里水没膝盖，看不见垄台垄沟和土豆秧，只好光着脚排成横队用脚在水里摸，摸到圆圆光光的土豆就弯腰捞出来，干了一天，满身满脸的泥水，累得直不起腰。但看到收获的一汽车土豆，一路上大家伴着歌声笑声回到学校。
三、骑马护秋铲破屁股
1964年，学校接收了大庆工程指挥部在升平乡的3000亩地，开始办农场，场长孙贵才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在解放战争中，他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是立过18次战功的英雄，干工作敢打敢拼，雷厉风行，指挥我们干农活就像指挥战斗一样，我很敬佩他。学校规定教职工每年到农场轮流劳动半个月，学生一个星期，并列入教学计划。1965年秋，我到农场劳动，他分配我看护玉米地、黄豆地，防止附近农民去偷，还分给我一匹瘦马。我骑在马上，小风微拂感到很好玩，但突然发现有人偷苞米就骑马去追，才跑了二里多地，就被瘦马把屁股铲破，好几天不敢坐地。
四、吊在车门外乘火车
1961年至1972年，我在供应科任计划调配员，要经常到大庆供应指挥部萨尔图物资仓库报用料计划、开物资调拨单，经常乘早7点从安达到萨尔图的市郊通勤车。因为这趟车票价低省钱，乘客都是到大庆上班的通勤人员和小商小贩，所以秩序混乱、特别拥挤。有时挤不上车就挂在车门外，一个车门能挂二人到三人，为了不出意外我就脚踩踏板，把背包带套在手腕上，再绑在车门扶手上，车开起来干燥的风能把脸吹出很多小裂口，胳膊勒得发麻，大腿站得发直，次数多了也就不觉得危险了。有时从萨尔图回校，还要带些扛得动的小东西，一次我带回10套帆布雨衣和10双雨靴，又累又饿，走走歇歇，从车站到学校不到5里路就走了一个半小时。
五、手拄木棍装汽车
1961年至1964年，食品短缺，顿顿吃不饱，实在饿得没办法，就到农田捡冻土豆、甜菜疙瘩、甜菜叶子，用脸盆煮着吃。就是这样，科长还要带我们办公室人员、仓库保管员去萨尔图仓库装汽车。科长李清涵是1928年入党的延安老革命，他一声令下大家都争着去。那时没有吊车，全靠人力干活，不分领导群众，不分干部工人。大的电动机、水泵、整箱的大玻璃都二三百斤重，两个人抬着上跳板，压得两腿打颤，只好右手握抬杠，左手拄棍子支撑着上跳板。如果遇到装钢筋、水泥、木材那就更惨了，又苦又累又脏。好在每人都有一套棉工服、单工服、棉手套、单手套。
50年后忆往昔，感慨颇多，在母校50周年华诞之际，献上我诚挚的祝福。
一、调来时难寻学校影
1961年元旦，我在黑龙江石油学院听到一个好消息，在安达县松辽油田总部新建了一所东北石油学院，急需一批教师和工作人员。我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向校方人事科刘科长提出申请。刘科长说：“有这么回事，你是第一个提申请的,但那个学校是新建的，条件差、困难多，你舍得离开哈尔滨吗？可要考虑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毫不犹豫地表了决心，终获批准。年初,我高兴地背着行李，带着调令来报到。到安达一下火车我就蒙了，学校在哪里呀？打听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到油田总部的一号院去问，告诉我到农垦九号院找找。油田开发初期对国内外保密，都挂农垦场的牌子。我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九号院，向一位烧开水工人打听，他指着房山头一块小木牌说，这就是东北石油学院。我抬头一看，一块大约1米长30公分宽的木牌上写着“东北石油学院筹建处”，我的心立刻凉了半截，这哪是大学呀，只有几栋破平房，没楼房、没学生，校园还是布满坟丘的荒原，连最简陋的农村小学都赶不上。我怀着满腔热情从繁华的哈尔滨来到这所有名无实的学校，心情可想而知，后悔、沮丧、失望接踵而来，似乎有种上当的感觉。但我是自愿来的，没有退路，不能当逃兵!当我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建校工作中时，一切的不愉快就随之抛到脑后了，取而代之的是忘我的工作历程。
二、光着脚板收获土豆
1962年，生活极度艰苦，学校为改善生活，在大立志屯办了农场，种了50亩土豆，秋天土豆长势很好，眼看就要大丰收了，在几场大雨之后，全泡在水中，不马上抢收就要烂在泥里。学校派我们30多人去抢收，但土豆地里水没膝盖，看不见垄台垄沟和土豆秧，只好光着脚排成横队用脚在水里摸，摸到圆圆光光的土豆就弯腰捞出来，干了一天，满身满脸的泥水，累得直不起腰。但看到收获的一汽车土豆，一路上大家伴着歌声笑声回到学校。
三、骑马护秋铲破屁股
1964年，学校接收了大庆工程指挥部在升平乡的3000亩地，开始办农场，场长孙贵才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在解放战争中，他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是立过18次战功的英雄，干工作敢打敢拼，雷厉风行，指挥我们干农活就像指挥战斗一样，我很敬佩他。学校规定教职工每年到农场轮流劳动半个月，学生一个星期，并列入教学计划。1965年秋，我到农场劳动，他分配我看护玉米地、黄豆地，防止附近农民去偷，还分给我一匹瘦马。我骑在马上，小风微拂感到很好玩，但突然发现有人偷苞米就骑马去追，才跑了二里多地，就被瘦马把屁股铲破，好几天不敢坐地。
四、吊在车门外乘火车
1961年至1972年，我在供应科任计划调配员，要经常到大庆供应指挥部萨尔图物资仓库报用料计划、开物资调拨单，经常乘早7点从安达到萨尔图的市郊通勤车。因为这趟车票价低省钱，乘客都是到大庆上班的通勤人员和小商小贩，所以秩序混乱、特别拥挤。有时挤不上车就挂在车门外，一个车门能挂二人到三人，为了不出意外我就脚踩踏板，把背包带套在手腕上，再绑在车门扶手上，车开起来干燥的风能把脸吹出很多小裂口，胳膊勒得发麻，大腿站得发直，次数多了也就不觉得危险了。有时从萨尔图回校，还要带些扛得动的小东西，一次我带回10套帆布雨衣和10双雨靴，又累又饿，走走歇歇，从车站到学校不到5里路就走了一个半小时。
五、手拄木棍装汽车
1961年至1964年，食品短缺，顿顿吃不饱，实在饿得没办法，就到农田捡冻土豆、甜菜疙瘩、甜菜叶子，用脸盆煮着吃。就是这样，科长还要带我们办公室人员、仓库保管员去萨尔图仓库装汽车。科长李清涵是1928年入党的延安老革命，他一声令下大家都争着去。那时没有吊车，全靠人力干活，不分领导群众，不分干部工人。大的电动机、水泵、整箱的大玻璃都二三百斤重，两个人抬着上跳板，压得两腿打颤，只好右手握抬杠，左手拄棍子支撑着上跳板。如果遇到装钢筋、水泥、木材那就更惨了，又苦又累又脏。好在每人都有一套棉工服、单工服、棉手套、单手套。
50年后忆往昔，感慨颇多，在母校50周年华诞之际，献上我诚挚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