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和方法。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读书学习的典范，给人们提供的启发是，读书学习的世界，必须要有“三根柱子”来支撑：一根叫“无信不立”，所谓“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无学难为”,“学”，就是学问、认识、本领；一根叫“无实必败”,“实”，就是实际、实践、实事。
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可靠的保证，还是这“三根柱子”。即读书学习，一是“立信”，否则，会得精神“软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问学”，否则，就难以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实”，否则，所学就不能够运用于实践，很难把事情干成。
编者按：毛泽东同志爱读书，读了很多书，他坚持经典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最大限度挖掘书中的价值；对于相同题材的书，他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他还坚持读书要“手到”并注重讨论，在日积月累中不断“为学日进”。在信息多样化的今天，阅读思考、学以致用仍然是永恒的话题。本期甄选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在《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一书中的自序，希冀各位读者有所借鉴。
毛泽东为何读书
毫无疑问，毛泽东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对书本天然的亲近感，由此拥有一种“读书人”的鲜明本色。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他作为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什么那样酷爱读书。他的阅读动力，若具体分析起来，或可用另外的方式来概括。比如，毛泽东本人就留下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解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这就给人启发，如果把毛泽东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放到他一生的大事业、大追求中理解，答案或许会更为准确一些。
比如：在学校求学的年代，他的读书目的已和一般学子有所不同，不单纯是为了修学储能，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他心目中能够变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
五四运动期间，他的阅读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选择和确立一种为之奋斗的“主义”。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他的阅读围绕所从事的实际活动来展开，或为推进国民革命发挥宣传教育作用，或为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寻求理论依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前期那段时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新实践，进而做理论上的阐述和创新。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他的阅读主要是为转变和改造党内不良的学风、文风和党风，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阅读比较明显地针对三个方面：防止党内骄傲自满情绪，在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东西。
1956年前后，他的阅读偏重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他为纠正各种错误认识和不良风气，更是孜孜不倦地读书、荐书和讲书。
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的阅读比较注重从中苏论战和国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需要出发，目的是防修反修。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阅读依然很执着，但有困惑，甚至不乏感性，充满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
从这些简单梳理可以看出，着眼于现实实践，围绕中心工作，是毛泽东阅读的需求主线。但也不能说，他的阅读都是实用主义。他看不少“闲书”，看政治家不必去关注的“杂书”，体现的是个人兴趣和书斋乐趣。比如，他喜欢读《茶花女》，喜欢看各种笑话集子，甚至看小人书，特别是那样执着地研读“二十四史”和《红楼梦》，背诵《离骚》等，根本看不出与工作实践有什么关联。当然，这类阅读也不是全然无用，有消遣养心、增智达情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见影罢了。
毛泽东有如此多的动力读书，又该怎样理解他1930年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口号呢？
解开此疑不难。那时，中国革命正在探索正确道路，遇到百怪千难的事情。毛泽东在“山沟里”急于读到一些能够用作实践指导和参鉴的马列著作，却非常困难；一些在“洋楼里”能够遍读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者，因照搬书本上的词句而一再坏事。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用错了方向；有的人在实践中摸到正确道路，却难以得到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当时面临的奇特矛盾。
于是，毛泽东当时花相当大的精力如饥似渴地去读另一本“无字大书”——国农村社会，并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离开中央苏区，毛泽东做了十多次社会调查。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有八万字左右。正是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有了越来越实际的感受，由此反对本本主义。随后，他读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类理论书籍，把书上说的内容和现实感受一结合，便产生“恍然大悟”或“点石成金”之效。这种阅读效用，和那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使毛泽东越发觉得有反对本本主义的必要。
反对本本主义的实际含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调查研究，就会产生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领导方法；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答案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反对“本本”，而是反对“唯本本是从”的学风。
毛泽东不仅不反对“本本”，甚至把读“本本”当作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
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听人汇报，也包括阅读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把读书视为调查研究这个提法，反映出毛泽东酷爱读书的又一层原因。他是理论家，理论家总是要通过阅读来汲取前人和别人的思想成果，不断开拓新的认识领域，进而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毛泽东是着眼和立足于实践发展的理论家，习惯于把阅读和不断发展的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理论思考。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
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由此感慨：“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怎样读书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1959年，他再次讲：“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息，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着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刻也停不下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因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地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毛泽东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毛泽东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攻书到底是如何去挤和钻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五十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五千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就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他读十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录了他读三十九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五巻，收录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十三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未完，待续）